记得1996年《中华读书报》曾刊过一篇臧棣的文章，标题很巧，叫做《窥视者的嫉妒》，讲的是罗伯－格里耶这位写作了《窥视者》的新小说作家，如今自己成了窥视者，嫉妒起罗兰·巴特的才华来，他害怕巴特一旦写小说，就会超过自己，于是就在《重现的镜子》中对已故的思想家冷嘲热讽。在臧棣的笔下，罗伯－格里耶忘恩负义，不符合一个作家的基本行为规范。
先不提臧棣从中文书名的单义角度玩字面游戏是否比作家的公开手段更胜一筹，任何一位读过《窥视者》或《嫉妒》的读者，都知道罗伯－格里耶从来都不是一位宣讲道德的作家。换句话说，他的作品可能对人类辨明是非、扶正祛邪毫无积极意义，而仅仅是在文学小世界起到一点激发想象的作用。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作家最终也变成小说中的人物，变成叙述者？小说中的人物原本只是被书名赋予了一种性格特征，在罗伯－格里耶那里，其真正的作用是加强不确定性，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竟变得富有道德标准了呢？
我猜想，臧棣心目中的巴特远比罗伯－格里耶伟大，不然他就不会在没有读懂《重现的镜子》的情况下对后者大加讨伐。作为这本书中文版的助产士，我当时很想在报纸上回应一下臧棣，以便澄清某些问题，比方说思想的权力，写作的自由……等等。不过，我又很不愿意惹起一场与文学关系不大的是非之争，还是等一等吧，因为我正在编辑三卷本的《罗伯－格里耶作品选集》，也许后来的作品能直接说明问题。
无独有偶，《中华读书报》又在去年选登了选集中《科兰特最后的日子》的部分章节，译者的精心选择使罗伯－格里耶的不道德形象更加鲜明了：巴特之后，新的攻击目标是西蒙和杜拉斯。在这个“传奇故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中，罗伯－格里耶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两位新小说同志的“坏话”，批评他们气量狭小：西蒙对罗伯－格里耶在一篇祝贺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文章中提到一桩往事大为不满；杜拉斯认为自己从未沾过新小说团体的光，而是新小说借了她的势。作为新小说的实践者和理论探索者，同时也作为直接受理出版这些杰作的午夜出版社文学部主任，罗伯－格里耶又怎能有话不说呢？也许只有当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一贯反对固有观念的罗伯－格里耶才意识到作家的职业道德的重要性。
罗兰·巴特不幸早逝，说一说他的“坏话”大概不会有什么麻烦。《科兰特最后的日子》出版时（1994年），杜拉斯还活着，西蒙就更不必说了，难道罗伯－格里耶不担心遭报复？（在一个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国度里，难以想象会出现如当代中国那么多的笔墨官司。）或者，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热罗姆·兰东这位午夜出版社的掌舵人也有臧棣一样的恻隐之心，他一定会奉劝罗伯－格里耶把那些品头论足的段落删去：亲爱的阿兰，友情为重，团结第一。于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幅编织物，就会有一大块松脱的部分，尽管它们看上去本来就与科兰特的骑士冒险没有多少关系。
然而，在一部让思绪流动，让画面跳跃的新式自传里，任何回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更何况作家要借助它们把事情理顺，彻底地理顺？！
我本人当然是先熟悉罗伯－格里耶，后知道罗兰·巴特，这并不意味着在文学上作相应的取舍。几个月前，在巴黎，在我去拜访罗伯－格里耶的前一天，路过了法兰西学院的门口，在当年罗兰·巴特遭遇车祸的位置，我留了一张影。我眼前浮现的是巴特沉思的身影，根本没想到这条“圆滑的鳗鱼”面对疾驰而过的汽车竟那么反应迟钝。现在我想，这个尖酸刻薄的比喻出现在罗伯－格里耶笔下，自有他另一番寓意，这是一个除了敬仰之外别无他念的人所无法领会的。我们为什么要去谴责一个作家的思想和写作自由？如果一个人因为曾经得到另一个人的赏识与惠泽，或者曾经同处一条战壕，便只能对其说好话，想尽办法地说好话，认为这才是维护友谊和表达尊重，那么这个世界——现实的或文学的——是不是太单调贫乏，太虚伪，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不是更不利于塑造一个人的立体形象？
幸好，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据资料记载，罗伯－格里耶曾在1978年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做《为什么我爱巴特》（Pourquoij’aimeBarthes）。我一时无法得到这篇文章，我只能猜测它可能也像作者1985年写的《克洛德·西蒙》一样，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谈巴特的，其中或许还渗透着那么点自爱，在一种惯常的交织穿梭中，跳动着爱的、亦即尊敬的主题。至此，我也想起罗伯－格里耶与萨特的关系：一会儿把他视作思想的导师和同路人，一会儿又数落他那杂乱无章的手稿。不管怎么样，《恶心》对罗伯－格里耶产生过影响，而他真正要做的是摆脱这种影响，同时确定自己的创作方向。同样，我们又何尝不可以把对巴特的批判分析也看成是作家写作时的一场自我清理呢？
批评与自我批评仍在以混合的方式继续着，在罗伯－格里耶的家里，当我问他对新一代新小说作家的看法时，他表示他最欣赏图森（这一点也写在了《科兰特最后的日子》中），但不太满意他的新作《电视》（我猜想这可能是因为罗伯－格里耶从来不喜欢电视）。至于让·埃什诺兹，他说，他的早期作品很好，后期作品空话太多。让·鲁奥呢？罗伯－格里耶没有正面评价这位年轻的龚古尔奖得主，只说他在国外很有影响。还有弗朗索瓦·邦，罗伯－格里耶对他不太认同，他认为他只是写工人（据我所知，其实他还带领工人写作）。以我对罗伯－格里耶的敬重，他的评价本应该左右我的判断，从而让我适当调整今后的出版计划，但是，在没有读到这些作家的作品之前，我只能说罗伯－格里耶的直率如同一种反作用力，在丰富着我的阅读感受，培养着我的洞察力。
然而，不可否认，所有的是非曲直毕竟都发生在新小说内部，发生在一个看上去十分团结的小集体中。这究竟是由来已久，还是后天变化的呢？如今人们所能见到的人数最多的文学团体的全家福，可能就只有新小说作家们在午夜出版社门前的那一组照片了。看上去他们并没有站成一排，目光也没有一律朝着镜头；恰恰相反，他们站立的姿式和位置各不相同，且各自注视着不同的地方，这正好暗示出新小说团体的基本特征：每个作家的风格和追求都是不同的。四十多年来，罗伯－格里耶一直提醒人们注意新小说作家之间的差异，而他自己，也一直没有因为某些共同利益（比方说同在午夜出版社出版作品）而放弃批评的权利和原则。不巧的是，他的批评与某些结局重叠了：成功者总是从名利场顺带捎回来一些虚荣，相对孤寂的作家及其特殊性又总是得不到揭示。于是我们看到罗伯－格里耶在数落西蒙或杜拉斯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宣传罗贝尔·潘热；在贬低巴尔扎克的同时，又回到了更早的福楼拜或狄德罗那里……如果我们设想另一个人云亦云、文过饰非的罗伯－格里耶，是不是更符合一个文学家的道德原则呢？
坦率地说，罗伯－格里耶的作品给我留下的是一种形象，而他的生活让我看到的是另一种形象。正对布罗涅树林的这套房子，宽阔的客厅，颇为考究的陈设，当年加桑迪大街的小阁楼实无法与之相比（作者在那里住到了1957年）。但是，当我将所拍的照片与书中一幅1970年的照片作对比时，我大吃一惊：客厅的沙发，墙上的挂画，一切一切，都与30年前一模一样，唯一变化了的是主人的头发和胡子，它们白了许多。一边是恒久不变的罗伯－格里耶，另一边是不断思索甚至不惜得罪同志的罗伯－格里耶，哪一个更真实呢？真实性，诱人且充满道德意味的字眼，恰恰是罗伯－格里耶一贯怀疑的。因此，在我的眼中，这个生活中热情、守时、讲信用，其作品又充满残酷、变易和背叛的昔日反潮流英雄，性格中最具魅力的一面便是坦诚。如果我也玩一下字面游戏，我会将“真”字下的两划去掉，告诉人们，阿兰·罗伯－格里耶是一个说直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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